质（包括他对人生和历史的基本态度）以及可能有的局限，并且承认产生这种现象是自然的。诗人作为一个易于受到社会的和自然的各种条件影响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前进或后退都是可以理解的必然。
我们要求于诗人的首先是真。真正的诗人必须是真实的人，作为社会的人。这本身就先天地意味着”不单纯”。要是我们以这种观念看徐志摩，那么，在徐志摩身上体现出来的复杂、矛盾、不单纯，正是作为诗人所必有的素质。我们不妨进一步论证：处于徐志摩那样的年代，一批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因长期的闭塞而对世界上的事物怀有新鲜感，他们的广泛兴趣和不及分析的”吞噬”，不仅是求知欲的显示，而且体现了”寻找药方”的热情。所谓的——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这当然表现了他的惶惑。但是，这惶惑却正是”风来四面”的急切间，难以判断与选择的复杂局面所造成。
当时的知识界普遍地有一种以学业报效国家的热情，徐志摩无疑也怀有这样的信念。一九一八年，徐志摩离国后曾作启行赴美分致亲友书：”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耻德业之不立，遑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殄瘁，敢恋晨昏之小节，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楫，岂徒然哉。”徐志摩曾经作过《自剖》、《再剖》。他对自己的解剖是无情的，他也深知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
性的。”（《落叶》）
只要我们不把诗人当作超人，那么，以一句或两句不理想的诗来否定一个诗人丰富的和复杂的存在的偏向，就会失去全部意义。显然是结束上述状态的时候了。因为新的时代召唤我们审视历史留下的误差，并提醒我们注意象徐志摩这样长期受到另种看待的诗人重新唤起人们热情的原因。
文化性格：一种新的融汇
从清末以来，中国先进知识界不同程度地有了一种向着西方寻求救国救民道理的觉醒。由于长期的闭锁状态，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外来文化时一般总持着一种”拿来”实用的直接功利目的。更有甚者，他们急于把这一切”中国化”（有时则干脆叫做”民族化”），即以中国的思维观念模式急切地把外来文化予以”中国式”的改造。因此，一般的表现形态是”拿来就用”、”拿来就走”，很少能真正”溶入”这个交流，并获得一个宽广的文化视野，从而加入到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性格的闭锁性，限制了许多与西方文化有过直接接触的人们的充分发展。徐志摩在这个变流中的某些特点，也许是我们期待的。他的”布尔乔亚诗人”的名称，也许与他的文化性格的”西方化”有关。这从另一侧面看，却正是徐志摩有异于他人的地方。在新文学历史中，象徐志摩这样全身心”溶入”世界文化海洋而摄取其精髓的人是不多的。
不无遗憾的是，他的生命过于短暂，他还来不及充分地施展。但是，即使在有限的岁月中，他的交游的广泛和深入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一九一八年夏，徐志摩离国去美。一九二○年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离美赴英，一心要跟罗素学习。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说：”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这个愿望因罗素在剑桥的特殊变动而未果。但次年他还是与罗素会了面。
徐志摩于一九二二年会见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这次会见留给他毕生不忘的记忆。”我见曼殊斐儿，比方说只不过二十分钟模样的谈话，但我怎么能形容我那时在美的神奇的启示中的全生的震荡？——我与你虽一度相见——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果然，要不是那一次巧合的相见，我这一辈子，就永远也见不着她——会面后不到六个月她就死了。”从《哀曼殊斐儿》中可以看出他们由片刻造成的永恒的友谊：
我昨夜梦入幽谷，
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
我昨夜梦登高峰，
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堕落。
……
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
竟已朝雾似的永别人间？
至于徐志摩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友谊，更是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一段佳话。他与泰戈尔的认识，是从他负责筹备接待工作开始的。他们的交往迅速发展为深厚的个人友谊。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九日泰戈尔专程自印度来上海徐志摩家中作客，二三天后始去美国、日本讲学。泰戈尔回国途中又住徐家。据陆小曼介绍，”泰戈尔对待我俩象自己的儿女一样的宠爱”，而且向他的朋友们介绍他们是他的儿子、儿媳（陆小曼：《泰戈尔在我家作客》）。
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他对于世界了解的迫切感，那种因隔膜而产生的强烈求知欲，对当时中国一批最先醒悟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倾向有很大的影响。徐志摩是这批知识分子中行动最力的一位。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不是停留于一般的了解，而是一种积极的加入。
热情好动的习性，使徐志摩拥有众多的朋友。”志摩的国际学术交往也是频繁的。他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印度老诗人泰戈尔与他最是忘年之交，还与英国哈代、赖斯基、威尔斯，法国罗曼·罗兰等等，都有交往。”（陈从周：《记徐志摩》）据陆小曼回忆，”志摩是个对朋友最热情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我家是常常座上客满的：连外国朋友都跟他亲善，如英国的哈代、狄更生、迦耐脱。”（《泰戈尔在我家作客》）这种交往基于深刻的内心要求，而不是外在原因的驱遣。
据邵华强《徐志摩文学系年》及徐志摩《欧游漫记》，一九二五年出国期间他的活动充分体现了上述的特点：三月下旬拜访托尔斯泰的女儿，祭扫克鲁泡特金、契诃夫、列宁墓；四月初赴法国，祭扫波特莱尔、小仲马、伏尔泰、卢梭、雨果、曼殊斐儿等人墓；在罗马，上雪莱、济慈墓